照例说，玄烨虽然贵为皇子，而且已经功封多罗贝勒，也算是当朝大臣、宗室显贵了，而且早就出午门祭太庙、收献俘，赴京畿阅八旗、定宣示，更远的都到了木兰围场去大战鳌拜，但那都是祖母提携、皇命在身，关键还有一群人左右护持。
现如今尚未成年的贝勒爷，完全不可能自己带几个随从，想出宫就出宫的，而且还是到这鱼龙混杂的闹市！但刚才朴氏表露犹豫之色的时候，弘毅也不再为难下人，当即起身去了慈宁宫。
半个时辰里，小玄烨在皇玛玛面前软硬兼施，一会儿孩童样哀求，一会儿成人般陈词，可皇太后就是不松口，左一个不准，右一个胡闹，铁定了心肠一般。
弘毅是在无计可施了，就转而望向苏麻喇，一脸哀求。
苏麻喇看在眼中，知道这位小爷绝不是贪玩胡闹的主儿，背后一定是大有文章。但他不明说，只能证明这件事情必须要微服私访才能做得。于是，苏麻喇回身去取了一杯参茶，轻轻走到皇太后面前，看似轻描淡写的说道：
“皇太后，奴婢和二爷这么大的时候，早就骑在马驹上去追野兔了。那时候，科尔沁草原上的天空真蓝呀，雏鹰也早已在半空中学着飞翔。也许，那时候的雏鹰有些时候比老母鸡飞的还要低，可，老母鸡却永远飞不到雄鹰那么高！”
皇太后端在嘴边的茶碗果真停住了，半天没有动作。
弘毅实在是对苏麻喇佩服的五体投地，这句话不正和一百多年之后俄国寓言作家克雷洛夫说的几乎一样吗？这位苏麻大姑姑，身居宫中，却有着深邃的思想呀！
《克雷洛夫寓言》中的关于这个寓言的大意是：鹰在高空飞翔之后落在低矮的烘谷房上歇息，然后又向另一个烘谷房飞去。一只凤头母鸡看到了就大发感慨，鹰凭什么备受尊重，如果我愿意，也能在烘谷房之间飞来飞去，以后我们别当傻瓜，认为老鹰有着比我们显贵的门第，它们和鸡飞得一样低。鸽子对此言颇为反感就回了一句：鹰有时确实没有鸡飞得高，但鸡永远也飞不上云端！克雷洛夫的结论是，“评论天才人物，别去寻找他们的不足，而要看到他们的优点，善于理解他们所达到的高度”。
用在今天这件事情上，皇太后就应该理解为：天降祥瑞的小玄烨，一年多以来从来没有肆意妄为，如今突然提出要出宫，一定是有所谋划。虽然情感上是愿意成全了，可要去的地方偏偏是汉人词臣集中的琉璃厂……
也就在皇太后有所松动、稍有犹豫的时候，还是苏麻喇一旁帮衬，说现如今的玄烨已经是多罗贝勒了，自是不能用单纯皇室幼童的标准来看待，早些见识见识宫外事物也是自然。再者这要去的地方还是琉璃厂，是外城汉族重臣聚居之地，是公认的“京都雅游之所”，想必安全也是没有问题。而早一些接触汉臣的日常生活，也可以防着日后那些个贰臣钻营心机。
心思缜密的苏麻喇继续进言道，可另派内监提前出宫，通知范承谟提前就位，迎候皇子。谁知玄烨却“不识时务”的一万个不愿意，说什么范师傅操劳政事，不能为这一点小事就让他亲往照佛，不如带一名慈宁宫侍卫就好，方便省事，有了危险还可以亮明身份、周身而退。
皇太后布木布泰听了也是认为有理。范承谟毕竟是汉臣，早就是玄烨的“龙兴圣迹日讲官”，每天除了那些个满洲旧事之外，其实早就是非正式给两位皇子启蒙开讲了。最近又要编写那部叫做《国学与西学》的书籍，更是与玄烨的东二所频繁进出，两人显得日间亲密，如果在平白让他带着皇二子外出游荡，那就愈发贴近了。作为一名汉臣，皇太后对他总是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不信任。
最终经过一番折冲，皇太后还是下旨，派自己的贴身侍卫、慈宁宫三等侍卫、署甲喇额真[1]玛拉小心伺候、陪同前往。于是，弘毅带着朴氏、孙氏、小功子和玛拉，正好一行五人，拿着两面分别刻有“顺治元年制·西华门”和“奉旨开西华门”字样的阳文合符[2]，这才乘轿辇自西华门出宫城。为何正好是五人，不多不少呢？原来，清初就对随从王公官员进出紫禁城的仆从人数做了相应的规定。顺治九年定例：亲王随从六人，世子、郡王五人，长子、贝勒四人，贝子三人，公二人。所以，小玄烨作为贝勒，可以带四人出行，回宫的时候，也要勘验人数。
弘毅一行出宫城入皇城，先向西出西安门，再折向南，沿着皇城墙根儿，经灰厂夹道[3]，穿过兴隆街、大栅栏，才来到西长安街，再往东折返上“天街[4]”，于长安右门前拐向南，平行于御道，过大清门出皇城入内城，一直走到了正阳门箭楼下，才在城门洞子守军那里寄存了辇轿，转而骑在小功子的肩膀上出了内城入了外城，沿着西河沿儿，再折向西，过延寿街又向南，这才到了琉璃厂附近。一路走来，弘毅突然有些怀念后世的“和平门[5]”了，如果那时候就有的话，也不用这么穿梭往复了。
这一路下来，弘毅算是大开眼界了，也终于对后世那句著名的老北京顺口溜“内九外七皇城四[6]”有个更加深刻的体会，更是那位对于明清城墙的珍爱，迅速打消了要修造“和平门”的小小念头。听朴氏讲解，这**就是皇城的正南门，而大清门应该算作是皇城正门**的外门，又称“皇城第一门”。而且，当弘毅随口说道“皇城四门”时，朴氏有些出乎意料，犹豫一下才纠正说：“贝勒爷，奴婢怎么觉得这皇城，其门有七……”原来，皇城的南北东西各有一门，南曰天安，北曰地安，东曰东安，西曰西安。在**之正南有千步廊，千步廊之正南有大清门。在**的东西两侧还有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。合起来皇城一共有七座城门。弘毅听完，才感觉自己后市在北京生活工作了这么久，对于这些历史积淀下来的历史，依旧是知之甚少！
一路上，弘毅的眼睛都不够用了，一直四处张望。从里向外，宫城庄严肃穆，皇城高贵气派，内城旗风淳厚，而外城才是一派繁华热络的景象。第一次涉足汉人为主的外城，弘毅切身体会到了清初皇权等级的森严、满汉分居内外城的分明。
“朴嬷嬷，我们为何舍近求远，自西华门直下玄武门不好吗，为何要绕行大清门呀？”弘毅表现的就像一个孩童一样求知欲极强，这是因为他确实不明白。
“回贝勒爷的话，这西华门出来之后，只有一直往西出西安门才能出皇城呢，假使我们出了西华门就直接在长街[7]上南下，到了最南头就是中街，可就到了皇城根儿了，是条死胡同，出不去呢。”朴氏笑呵呵的回道，毕竟眼前的小爷还是一个幼童，这四九城的街道，他还是毫无概念的！
“哦，玄烨知道了。”
“再者说了，即使长街能直下西长安街，这玄武门您也走不得，宣武门专走囚车，这正阳门才专走龙车呢！”朴氏跟在弘毅的身旁，也是毕恭毕敬回到道。
弘毅这才明白过来，确实不假，老北京这四九城，其实就是指皇城四门内城九门，而且九门功用不同，各司其职：
朝阳门——走粮车，所以，朝阳门的城门洞顶上，刻着一个谷穗儿。
崇文门——走酒车。
正阳门——走“龙车”。宣武门——走囚车，城门洞顶上刻着三个大字儿：“后悔迟”。
阜城门——走煤车。老阜城门的门洞顶上刻了一朵梅花，老干婆娑，颇有画意。梅与煤同音，这就表示这个地方走煤车的意思。
西直门——走水车。西直门的城门洞上面刻着水的波纹。
德胜门——走兵车。北方按星宿属玄武。玄武主刀兵，所以出兵打仗，一般从北门出城。之所以取名叫德胜门。
安定门——老说法是兵车回城走安定门。实际上压根儿就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清朝在北京实行的是旗、民分城制，由八旗分立四角八方，那儿用得着收兵全走安定门啊。实际上，安定门走的是粪车，因为以前地坛附近是北京主要的粪场。之所以说成兵车回城，其实是一种名称的雅化，就跟将臭皮胡同改成受壁胡同，臭皮厂改成寿比胡同，牛蹄胡同改成留题胡同，粪厂大院改成奋章大院是一个意思。
东直门——走砖瓦、木材车等各种百姓车。最早的东直门大街其实是现在的东直门外小街，整条大街大概有三里多长，地上铺的是石板路，一共有一百五十多家买卖铺子，过了冰窖口，茶米油盐酱醋茶，只要是老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，无论是吃的、用的，都可以在这条街上找到。
一路走一路聊，弘毅终于是从朴氏、孙氏和小功子的口中完全弄明白了这九座城门的专门用途。
“哦，应该是‘内九外七皇城七’才对呀！看来这‘内九外七皇城四、九门八点一口钟[8]’的老话儿也是有所偏差呀……”弘毅喃喃自语，却不想被屁股底下的小功子听了个正着。
“爷，您这‘老话’奴才怎么没听说过呀，不过您说得的确在理，奴才这些下人一听就记住了，呵呵‘内九外七皇城四、九门八点一口钟’，好记，实在好记呢！这‘九门八点一口钟’是不是就是说城门上报时辰的？……应该就是……呵呵，‘内九外七皇城四、九门八点一口钟’，好记好记！……”梁功学着文化人摇头晃脑的在那里背诵起来，那滑稽的样子把朴氏孙氏都给逗乐了，却弘毅弄得哭笑不得——原来那时候这句老话儿还没有“普及”吗？难道是自己“首创”了这句老话儿？也罢，自己就给北京方言做点小小的贡献罢了……
[1]清代八旗甲喇额真（顺治十七年定名甲喇章京）职官的汉译名为参领，正三品。又为组织名。京旗每旗下分5参领。每参领下辖佐领若干。
[2]合符起自春秋战国，直至清朝末年，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。合符制度是中国皇帝制度的组成部分，是皇权行使的方式之一，因而合符既是征信之物，又是权力的象征。清代，紫禁城作为大清的中枢、皇帝的居所，其禁卫非常严密。紫禁城各门每天黎明时开启，到了晚上，宫门必须按时上锁，钥匙统一交到司钥长那儿，再由司钥长率领护军依次验看，第二天天亮时由各门护军校来司钥长那儿领取钥匙开启大门，这是正常的宫门开启和关闭制度。但凡事多有例外，如果宫内有人夜间有急事需要外出，这就需有一种特殊的通行证，才能开启城门放人出去，这种特殊的证件称为合符，外出者必须持有合符方可开门放行。具体使用方法是这样的，合符由阴阳两块组成，阴文合符由负责把守城门的官员掌管，阳文合符藏于大内，如果夜间奉旨出行，或有紧急军务，或因公务需及时出门者，必须从大内取阳文合符到宫门口，由该门护军参领将两块合符合对，确认无误后，予以放行，并于次日奏明皇帝。
[3]灰厂夹道，即今日“府右街”。民国二年（1913）十月十日，袁世凯就任大总统，总统府设在中南海，将总统府西侧的灰厂夹道改名为府右街。清初，灰厂夹道无法直接抵达西长安街。
[4]天街，就是北京历史上有名的长安街，早在明永乐十八年(1420年)，永乐皇帝朱棣建都北京的时候，皇家就精心地在皇城的正前方安排了这样一条东西走向的横街。
[5]和平门是北京的一个新城门，建于民国时期（大概是1926年），位于前门和宣武门之间，它并非是北京的传统城门，而只是在城墙上开的两个拱形券洞，用来连通南新华街与北新华街。和平门初名“新华门”，1927年改名“和平门”，以区别于中南海新华门。张作霖时期此门曾改名为兴华门，后改回。门洞高13米，宽10米，各装两扇铁门。1958年将门洞拆除，改为豁口。
[6]“内九”指现在沿环线地铁的原九座城门：东直门、西直门、朝阳门、阜成门、崇文门、宣武门、德胜门、安定门、前门；“外七”是为老百姓进出外城用的：广渠门、广安门、左安门、右安门、东便门、西便门、永定门；“皇城四”是为城里的文武百官进出宫廷用的：**、地安门、东安门、西安门。
[7]长街，即今日北长街。
[8]点：因与“嘡”谐音而作，具体说来就城门上敲击一种形状扁平的打击乐器，这种乐器发声如“嘡”。因此老北京有“九门八嘡（点）一口钟”的说法，同时老北京口语里常说的“钟点”大概也来源于此。“九门八点一口钟”是关于北京“城钟”的民间故事。“九门”是指老北京城最高大的城门正阳门及其左右的崇文门、宣武门，还有朝阳门、东直门、安定门、德胜门、西直门、阜成门。按老规矩，这九个城门，都应悬挂一个报钟点的“点”，当听到城中心钟鼓楼“定更”（一更）和“亮更”（五更）的钟声时，各城门就打点关闭或开启城门（“定更”后惟有西直门不关闭，为皇家运送玉泉山泉水的通道）。可是到了后来，就变成了“九门八点一口钟”，有八个城门挂着点，崇文门却挂着一口“城钟”。相传龙生九子，各有所长，但都未成龙。龙子之一“蒲牢”善吼，但起初它却不分场合、地点，在北京城东南方乱吼乱叫。到了明朝，永乐皇帝朱棣派“军师”姚广孝来调教“蒲牢”。姚广孝法号“道衍”，是出将入相的“大和尚”，他知道“蒲牢”的来历和特长，认为还是把它铸在钟上最合适。以钟为书，钟以载道，姚广孝曾奉永乐皇帝旨意铸了一口遍身佛经的永乐大钟，那口大钟因为钟钮上都铸满了佛经，就没有再铸成龙形钟钮。这回正好，“蒲牢”不是在京城东南方闹腾吗，就把京城东南侧崇文门的点摘了下来，换上铸有“蒲牢”钟钮的这口“城钟”。
本章结束